高殷对日本这个时期不太了解，只记得现在应该还在三十代天皇之前，而且也不叫天皇，对内称作大王，对外则接受中国册封的倭王之号，直到隋朝建立之后，圣德太子才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下“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不过对内正式确立“天皇”称号则在7世纪，也就是唐朝时期了。
在这南北朝末期倒是能明确此前的统序，据《宋书》、《南齐书》记载，倭国五王多次遣使向晋、宋、齐朝贡至少九次，而《梁书》的作者姚思廉这时候才四岁，要在贞观三年，也就是五十八年后才会和魏长贤的儿子魏征同著《梁书》，所以查不清楚对梁朝的朝贡，但想来也不会少。
倭五王的外交策略实质是“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通过寻求中国册封来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五王中的最后一王【武】曾经上表，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陈述高句丽的威胁，最终被宋顺帝认可了他自称的官位，使得这个策略得以实现，也奠定了此后大和政权统一日本的基础。
此后倭国就在中国史书上绝迹了，中国与日本断交百余年，一直到大和的政治中心集中于飞鸟的飞鸟时代开启，苏我氏掌握朝政、扶持日本第一位女帝后，圣德太子派遣使者出使隋朝，中日才再次有了官方层面的外交活动。
而此时的倭国刚刚传入佛教不久，苏我氏与物部氏的矛盾正在酝酿，大和朝廷的实权正逐渐从大王手中滑向外戚，朝鲜半岛上，新罗正在崛起，百济与高句丽互相攻伐，现在干涉半岛的局势也不算太晚。
这正是恢复联络的好时机。无论是让他们帮忙讨伐高句丽，还是在更久的未来征伐日本，此刻和他们恢复联络都能提前布局，减轻将来的负担，因此刺探日本的势力与立场，了解他们此刻的想法是很有必要的，此次回朝，高殷就打算派遣使者出使倭国，和日本恢复建交。
这也是夺取南朝天命的象征之一，自汉、魏、晋、宋、齐、梁以来，日本一直与汉朝传下来的王朝统序进行交流，而倭五王或许是实现了策略，或许是为中原王朝所压制，于是单方面的断交，使得他们规避了与陈国交流衍生的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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