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孙科长在通报会上被怼得哑口无言，这周就把自家侄子塞进了特别行动组的名单里。
背景介绍里写得很清楚——孙浩宇在省厅后勤部门工作过两年，主要负责采购和资产管理。
他经手过的最大一笔采购合同是办公用品。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李建军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脑子里浮现出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这十二个人就像十二条从不同方向伸过来的手，每只手的掌心里都攥着一份精致的简历和一封无形的推荐信。
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的介绍栏里都有一行标注着“某某领导家属”或“某某老同志后人”的字样。
没有一个有过基层实战经验，没有一个接触过真正的危机处理，甚至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特别行动组的核心职能是什么。
“杨组长，这些人——”他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个拟任职位列表，“副主任、处长、科长、专员——十二个职位，把特别行动组的行政架构填得严丝合缝。
如果这批人全部到位，我的签字权要被分掉一半，行动审批要走三道程序，后勤调配要经过两个处长的签字。
这些人不是为了做事来的，是来分肉的。
真当这里是镀金的地方。”
杨组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他们不只是来镀金的。
上周你在通报会上展示了那些东西之后，有两三个在上面很有分量的人意识到了一件事——特别行动组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远比他们之前以为的大得多。
既然不能从外面削你的权，那就从内部塞人进来分你的权。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打法，驾轻就熟，防不胜防。”
李建军把名单合上放在办公桌一角，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一眼楼下。
城东这片灰色办公楼群里一如既往地安静，但安静的表象下面正在翻涌着一种他并不陌生的暗流。
那是从体制深处渗出来的东西——不是敌意，比敌意更麻烦，是一种把权力当成家族遗产来分配的习惯。
“杨组长，帮我做一件事。
通知这十二个人，明天下午三点在大会议室开会。
就说新任命的同事们需要见个面，彼此认识一下。”
杨组长站起来走到他旁边看着他的侧脸，语气里带着一种想要确认但又不太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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