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媒体，开始筹备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崛起之路：从东海到世界》。
各大城市的主要广场和公共建筑，当晚就亮起了“庆祝首个崛起日”的灯光秀。
一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共同确认和庆祝“我们真的不同了”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国家。
相比于华国沉浸于“崛起日”庆祝时。
西方世界在经过最初的震惊、愤怒、沮丧与短暂失语后，也开始试图为刚刚发生的一切寻找一个历史定位。
毕竟，如此巨大的影响世界格局的事件，需要一种能够被理解、被叙述、甚至被消化的说法。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主要西方媒体的资深评论员和历史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那个同样标志着一个时代终结的条约。
次日，全球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或封面专题，被一个相同的比喻统治：
《妞约时报》 头版通栏标题：“新凡尔赛时刻”
华国获得3800亿美元与一系列的技术转让的‘战争赔款’和军事基地，这标志着阿美莉卡亚太霸权时代落幕”。
社论中写道：“1919年的凡尔赛宫，战胜国集团瓜分了世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2026年的京都的金色大厅，一个复兴的文明以更加精明和长远的方式，不仅索取了巨额赔偿和技术，更系统性地解构了对手的全球军事存在。”
“这虽然不是领土瓜分，但却是对影响力疆域和技术霸权的一次彻底重构。”
《华尔街日报》 专栏版重磅文章标题：“凡尔赛的幽灵：京都协议如何可能重塑下一个百年”。
文章深刻剖析：“……与其说这是一份和平协议，不如说是一份权力移交确认书。”
凡尔赛条约剥夺了德意志的武装，京都协议则是剥夺了啊美莉卡在亚洲和中东的军事锚点。
最关键的是，凡尔赛条约由多个胜利者共同制定，充满妥协与矛盾。
而京都协议，完全由一个胜利者主导设计，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几乎无懈可击。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当年协约国集团更强大、更有耐心的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超级文明古国。
法兰西的《世界报》 的评论带着欧罗巴洲特有的历史感伤与现实主义：
“两个凡尔赛，相隔一个世纪。”
“1919年，欧罗巴洲在巴离郊外的宫殿里，为自己主导的时代举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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