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北平城，春天来得特别早。才二月，北海的冰就化尽了。
前门外大街上，新开了三家书店。最大那家叫“新知书局”，橱窗里摆的书，有一半是用白话文写的。掌柜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副圆眼镜，逢人就推荐：“看看这本《京华烟云》，写的是咱北平普通人家的事，不用文言，大白话，读着痛快！”
对面茶馆里，几个老学究摇头叹气。
“世风日下啊。”穿长衫的老先生抿了口茶，“《京华烟云》？这种俗物也配叫文学？老祖宗留下的文言雅言不学，尽弄些市井俚语。”
“何止这个。”另一个接话，“我听说南边上海，有画家把西洋油彩跟中国水墨混着用，画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还有更过分的——大学堂里，居然有教授讲什么‘天赋人权’，说什么君臣父子都可以批判。这、这成何体统！”
他们说话声不小，隔壁桌几个青年学生听见了，互相使个眼色。其中一个站起来，走到老学究桌前，鞠了一躬：“几位老先生，晚生冒昧。您说白话文俗，可《水浒》《三国》当初也是白话小说，如今不都成了经典？艺术创新，中西融合，未尝不是一条新路。”
老学究被噎得一愣，胡子直颤：“你、你哪个学堂的？”
“北大哲学系，黄宗羲学派门下。”青年微笑，“不过也读洛克、孟德斯鸠。”
这话一出，茶馆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黄宗羲学派和欧洲启蒙思想——这可是如今思想界最热闹的两股潮流。
这场茶馆里的小争论，不过是整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
变化是从报纸开始的。
起初那会儿，全国报纸不过百十来种。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一千三百种。北平的《晨报》《国民日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南华日报》，每天印数都过万份。
报纸多了，声音就杂了。
三月的一天，《晨报》头版登了篇长文《论白话文之必然》。作者署名“适之”，文章写得犀利：“文言如锁链，禁锢思想。白话如流水，滋养心灵。文学不当为士大夫独享，当为贩夫走卒皆能读。”
第二天，《传统月刊》立刻反击，文章题目更直白：《白话文亡国论》：“舍雅言而就俚语，弃精华而取糟粕，此文化自戕之道也！”
两边打起笔仗，其他报纸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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