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点微弱希冀，瞬间熄灭了。
她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真听到这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答复，心还是像被浸入了冰水。她木然地点了点头，低声道：
“谢谢王局长，我……我知道了。”
然后。
便像逃也似的，转身匆匆离开了王家，背影佝偻，脚步虚浮。
王建国关上门，回到书房，重新拿起那份技术资料，仿佛刚才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并未在他心中留下任何痕迹。
他理解秦淮茹的绝望，但他绝不会因为这种理解，就做出任何可能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的举动。
帮助她获得一个合法经营的许可？
这意味着他要向街道打招呼，施加影响。
这超出了“不沾不连”的底线，会留下把柄，也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
今天帮了秦淮茹，明天阎埠贵、刘海中，甚至许大茂会不会也找上门来？
他将被拖入无尽的人情请托和潜在的是非之中。
更何况，以秦淮茹家的状况和棒梗那个不稳定因素，她的小摊能否经营下去、会不会惹出别的麻烦，都是未知数。
他绝不会为这种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买单。
他的冷漠与疏离，在院里逐渐成为一种清晰的信号。
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位日渐位高权重的王副局长，与四合院这个“民间”场域，已经彻底拉开了距离。
他不再是那个可以商量家长里短、调解邻里纠纷的“建国”或“王处长”，而是一个需要仰视、谨言慎行、不可轻易打扰的“领导”。
有事找街道，有困难靠自己，成了院里人面对王建国时的共识。
这反而让王建国感到轻松，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清晰的界限感。
然而，时代的洪流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冷漠而停止奔涌。
阎埠贵在经过反复纠结、打听和与刘海中密谋后，终于壮着胆子，向街道递交了申请，利用自家临街小屋，开起了一个小小的、只有两节柜台、主要卖烟酒火柴肥皂邮票的“代销店”。
手续办得磕磕绊绊，但总算批下来了。
开业那天，阎埠贵特意放了挂小鞭，脸上洋溢着多年未见的、属于“掌柜”的兴奋红光。
虽然生意清淡，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刘海中看得眼热，也琢磨着是不是把后院那点空地收拾出来，养几只鸡下蛋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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