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盒子在台灯下静默着，像个哑谜。陈暮盯了它一会儿，直到眼睛发涩。他把盒子和照片重新用油布包好，塞进床底那个装旧书的纸箱，和文件袋分开。然后他躺回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上那道蜿蜒的水渍。水渍的形状今晚看起来有点像地图上某条河的支流，又像某种他不认识的文字的笔画。
母亲的那辆“其实没大毛病”的车。是什么车？他努力回想。记忆里，家里似乎没有车。母亲出门要么坐公交，要么打车，偶尔会有一个戴眼镜的叔叔开车来接她，那是她研究所的同事，姓什么忘了，只记得那人身上有很重的烟味，说话时总爱推眼镜。废车场那种地方，母亲独自开车去？她车技好吗？陈暮毫无印象。他连母亲会不会开车都不确定。也许那辆车根本不是用来开的，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去废车场的理由？
他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作响。窗外，城市的夜光渗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窗框模糊的、斜斜的影子。远处有消防车呼啸而过，声音尖利，由强变弱，最后消失在楼宇的丛林里。然后一切又归于那种低沉的、永不间断的城市背景音——空调外机的嗡鸣，遥远街道的车流，某家未关的电视机。
他需要找到那个笔记本。第三十七页，音频共振的图谱。这听起来像是唯一能安全打开金属盒子的方法。母亲特意在照片背面留下这个信息，说明笔记本很可能还在某个地方，一个她认为“如果……就能被找到”的地方。
哪里？她的办公室？研究所？家里？
家里早就被清理过了。他记得很清楚，母亲失踪后大约一个月，来了两个人，穿着普通的夹克，态度礼貌但不容置疑。他们出示了证件，说需要整理苏文茵同志的遗物——他们已经用了“遗物”这个词。他们带走了书架上大部分专业书籍，书房里所有的纸质资料，还有那台旧台式电脑的主机。留下了一些生活用品、衣服、几本小说，和那个后来被房东处理掉的枣红色书桌。当时十五岁的陈暮被安排暂住在邻居家，等他回来时，家里空了一大半，像被潮水卷走了所有带有母亲印记的沙堡。
研究所他更进不去。那是需要门禁卡的地方，他连大门朝哪边开都不太确定，只记得母亲提过在“城东新区”，每次去都要坐很久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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