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癸丑年腊月初八，公历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宜祭祀、解除、沐浴，忌开市、动土、嫁娶。
沈砚之记得这个日子，不是因为黄历上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一天是他三十一岁的生辰。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几乎忘了。凌晨四点他坐在陆军部参谋司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北京城腊月里最冷的一个清晨，冷到窗玻璃内侧结了一层薄冰，他把手指按上去，冰面就化出一个模糊的椭圆形，透过那个椭圆看出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灯火还没有熄。那些洋人的房子里彻夜亮着电灯，黄的、白的、蓝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出来，在冬夜的雾气中晕开，像一群不肯合上的眼睛。
他在等一封电报。
发电报的人叫顾恒舟，二十九岁，京师大学堂教习，表面身份是英文讲师，实际上是革命党在北京城最重要的情报枢纽之一。顾恒舟跟沈砚之认识三年，从没让沈砚之踏进过他在大佛寺西街的住处，理由是“你那身军装太扎眼，我的房东会吓死”。所以他们每次接头都在不同的地方——茶馆、澡堂、戏园子、甚至有一次在天坛的圜丘坛上，两个人假装观星，绕着汉白玉栏杆走了一圈又一圈，走了一个时辰，把袁世凯与日本公使的秘密会谈内容交接完毕。顾恒舟临走时说了一句话，沈砚之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你我做的这些事，将来史书上不会写。写进去的那部分叫历史，藏在水面下的那部分，才是真相。”
沈砚之当时没有接话。他把情报塞进皮靴筒里，转身走下圜丘坛的台阶。月亮很大，照得汉白玉的石阶像一条发光的河，他走在河里，觉得每一步都很重，重得像踩在什么即将碎裂的东西上面。
远处传来马蹄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陆军部大门口。沈砚之收回思绪，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军装的领口。镜子里的人穿着北洋军的深蓝色将校呢大衣，肩章上缀着中校的星徽，头发剃得很短，两鬓已经开始泛白。三十一岁的沈砚之看起来像四十岁，不是因为面容苍老，而是眼神——那双眼窝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郁，像冬天的海，表面平静，底下的暗流没有人看得见。他上次照镜子是十天前，发现自己右边眉骨上新添了一道疤，是上个月护送几位议员秘密南下时，在保定火车站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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