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5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
蒸汽机车的嘶鸣声撕裂了华北平原沉闷的早春空气，巨大的白色烟柱像一条垂死的巨蟒，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扭动、消散。列车停靠时带来的气浪，卷起了站台上的尘土和煤渣，呛得人睁不开眼。
沈砚之走下火车，脚踩在天津的土地上。与南京的温软潮湿不同，这里的风带着黄河故道的粗粝与干燥，刮在脸上生疼，像极了北方这片土地的脾性——坚硬、冷酷，且从不掩饰锋芒。
程振邦紧随其后，一身便装，但那股子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煞气，却不是换身衣服就能掩盖的。他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手始终按在风衣内侧的枪套上。
“别那么紧张，振邦。”沈砚之淡淡说道，他穿着一身考究的深灰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牛皮公文包，活脱脱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富商，“这里是天津，是各国租界的地盘，袁世凯的手伸不过来那么长。”
话虽如此，沈砚之的眼神也同样锐利。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几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他们穿着不合身的短打，眼神飘忽，在人群中穿梭，显然是在盯梢。
“看来，袁大总统对我们的到访，还真是‘关怀备至’。”程振邦冷笑一声，压低声音道，“这哪是顾问，分明是钦犯。”
“走吧，先去法租界。”沈砚之调整了一下眼镜，迈步向出站口走去。
他们的目的地是天津法租界内的“安乐居”饭店。这里是革命党人在北方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之所以选在法租界，是因为法国人相对中立，且与袁世凯的北洋系关系不算紧密，安全系数较高。
两人刚走出出站口，一辆黑色的福特T型轿车便停在了他们面前。开车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防风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沈先生，程先生，请上车。”年轻人摘下防风镜，露出一张精干的面孔，他是潜伏在天津的同志，代号“车夫”。
车子发动，驶入了天津繁华的街道。此时的天津，作为北洋新政的中心，正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宽阔的马路上行驶着汽车和电车，两旁矗立着西式的洋楼，煤气灯取代了传统的灯笼。然而，在繁华的背后，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横行的俄国巡警，以及随处可见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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