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总会有人愿意还这份情。
“若薇呢？”沈砚之问。
“在楼下帮老板娘洗碗。”程振邦苦笑了一下，“她说闲着也是闲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沈砚之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妹妹沈若薇今年才二十三岁，本该是嫁人生子的年纪，却跟着他东奔西跑，从山海关一路流亡到日本。他心里有愧，但从来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知道，若薇不需要他的愧疚，她需要的是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
“明天一早出发。”沈砚之说，“你带两个弟兄跟我去东京，其他人留在长崎待命。”
程振邦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那我先去准备。”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沈砚之一眼。
“砚之，你说这次见孙先生，咱们能翻盘吗？”
沈砚之沉默了几秒钟。
“翻不翻盘，不在孙先生，在我们自己。”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程振邦咧嘴笑了一下，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沈砚之、程振邦和两名护卫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长崎到东京，铁路线沿着海岸线蜿蜒向北，全程需要将近二十个小时。沈砚之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脑海里反复盘算着见到孙中山之后要说的话。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他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单靠革命党人的热血和理想，打不赢袁世凯。北洋军有枪有炮有粮饷，有完整的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而讨袁军各路人马各怀心思，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临阵倒戈，有的干脆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地盘。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再来十次二次革命，也是十次失败。
“砚之，你看。”程振邦忽然推了推他的胳膊，朝窗外努了努嘴。
沈砚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铁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日本警察在巡逻，有的还牵着狼狗，像是在搜捕什么人。
“是在找咱们？”程振邦压低声音。
“不一定。”沈砚之不动声色，“但小心点总没错。”
他让两名护卫将藏在行李夹层中的手枪转移到更隐蔽的位置，然后若无其事地拿起一份报纸，假装看新闻。
报纸上赫然刊登着一则消息：袁世凯政府已与日本方面达成协议，要求日本政府协助缉拿流亡日本的“乱党分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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