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山海关落了一场大雪。
沈砚之站在城楼上，看着关外的茫茫雪原。风从北边刮过来，刀子似的，刮得脸上的皮肤生疼。他身后的城墙垛口上，积雪已经堆了半尺厚，几个哨兵正在轮流跺脚取暖，嘴里呵出的白气瞬间就被风吹散了。
三天前，程振邦派人送来消息：清廷从奉天调了两千八旗兵，正往山海关方向移动。这是他们起义以来的第一场硬仗。
“砚之。”
身后传来脚步声。沈砚之没回头，他知道是谁。
沈福生走到他身边，把一件羊皮大氅披在他肩上：“少爷，天冷，穿上。”
沈砚之低头看了看那件大氅。羊皮已经旧了，边角磨得发白，是他爹生前穿过的。他拢了拢领口，那股熟悉的羊膻味钻进鼻子里，让他恍惚了一下。
“福生叔，”他说，“你说我爹当年守这关的时候，也是这么冷的天吧？”
沈福生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光绪二十六年，也是十一月。洋人的八国联军打过来，老掌柜带着咱们的人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关是丢了，但洋人死得比咱们多。”
沈砚之没说话。他爹沈远山，当年是山海关守军的把总，庚子国变时率部死战，身中七弹而亡。那年沈砚之才十二岁，是沈福生背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少爷，”沈福生压低声音，“城里来了个人，要见你。”
“什么人？”
“说是从北京来的，姓林，叫什么林觉非。”沈福生顿了顿，“他手里有程振邦的亲笔信。”
沈砚之转过身，目光锐利起来：“人在哪儿？”
“东街的茶楼，我让人看着呢。”
“走。”
——
茶楼在城东的一条老巷子里，门脸不大，檐下挂着两盏昏黄的灯笼。沈砚之推门进去，热气和着茶香扑面而来，让他的脸瞬间暖了几分。
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着灰色棉袍，戴一副圆框眼镜，正端着茶碗慢慢啜饮。看见沈砚之进来，他放下茶碗，站起身，拱手一揖：
“沈将军。”
沈砚之还了一礼，在他对面坐下。沈福生守在门口，眼睛盯着窗外。
“林先生从北京来？”沈砚之开门见山。
林觉非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过来：“这是程振邦兄让我转交的。他说，沈将军见信便知真假。”
沈砚之接过信，拆开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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