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山海关像一架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在沈砚之的指挥下高速运转。
关城内，秩序逐渐恢复。孙秀才组织的“山海关临时维持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几位被说服的本地士绅——前清举人周孝廉、大粮商郑掌柜、药铺东家白先生，带着臂章，每日在街上巡视，用当地方言向惊魂未定的百姓解释义军的政策，调解一些小纠纷。商户们见义军确实买卖公平、秋毫无犯，胆子也大了起来，陆续开门营业。米店、布庄、铁匠铺、饭馆的招牌重新挂出，虽然生意清淡，但街面上总算有了些人气。孙秀才甚至组织人手，将抄没的部分前知府衙门存银和庆善协领衙门来不及带走的浮财，拿出部分购买粮食，在城隍庙前设了粥棚，每日施粥，这举动赢得了不少贫苦百姓的好感。
赵铁柱那边则是日夜不停。城墙被仔细检查修补，女墙后的垛口堆起了沙袋。从武库起出的六门老式劈山炮和十几尊子母炮，被乡勇们喊着号子，用滚木绳索艰难地拖拽上东西两门和北翼城的制高点。这些火炮年头久远，有些甚至是前明遗物，锈迹斑斑，但清理上油后，似乎还能使用。铁柱带着几个以前打过猎、摆弄过土炮的老手，反复检查炮身、试验火药，又组织人手赶制了一批粗糙的实心铁弹和霰弹用的铁砂碎石。城墙上，隔十几步就堆放了擂石滚木，开水大锅也架了起来。四门内侧，用砖石木料垒起了简易的瓮城掩体。三千乡勇被重新编组，五百人一队，分守四门及各处要害，轮流值哨、操练。虽然队伍依然松散，武器五花八门，但至少有了基本的组织和戒备。
程振邦的骑兵队成了最忙碌的眼睛和触角。他和冯占魁带来的熟悉关外地形的汉子们配合，将探马撒了出去。东至绥中、前卫，西至抚宁、昌黎，北至义院口、界岭口等长城隘口，南至海边，都有义军的游骑活动。程振邦本人则专注于情报的汇集和分析。他带来的那部简易电台（这是武昌方面能提供的最先进通讯工具）架设在指挥所旁的小屋里，滴滴答答的声音日夜不停，努力保持着与南方革命军微弱的联系，接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
沈砚之坐镇指挥所，处理着纷至沓来的事务。他睡眠很少，眼白布满了血丝，但精神却高度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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