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的丧钟，余音未散，紫禁城便再度进入国丧的缟素之中。
然而，与七年前烈祖章皇帝大行时举国同悲、朝野惶惑不同，此次权力过渡显得更为迅捷有序。
太子朱由栋，这位时年三十四岁、早已深度参与两朝政务的储君，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辅佐下，于正月下旬告祭天地宗庙，御极登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大正”元年，取“大中至正、廓清寰宇”之意。
新帝登基后的首要礼仪，便是为刚逝的先帝议定庙谥。
有了烈祖章皇帝的前例，礼部此番谨慎了许多，既不敢再以常例敷衍，又需避免再次引发逾制之争。
经反复斟酌，呈上方案，庙号“毅宗”，取“刚毅果决、励精图治”之意，贴合永和帝以严猛手段整肃吏治、强化考成的执政风格，谥号则定为十七字——“绍天绎道刚明克俭敦孝弘文肃武襄皇帝”。
“绍天绎道”承继天命、延续道统；
“刚明克俭”彰其刚毅明察、厉行节俭；
“敦孝弘文”显其孝亲友悌与文治教化；“肃武襄”则概括其以严肃纲纪、武力襄助社稷之功。
此议虽仍循十七字旧例，但字字斟酌，力求全面。
大正皇帝朱由栋览毕，未多做纠结，朱笔圈定：“可。便依此议，奉父皇神主入太庙，祔于烈祖之次。”
其决断之速，隐隐透出一股不同于其父祖的、更为务实甚至淡漠的作风。
对他而言，礼仪名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尽快掌控全局，推行己志。
大正朝的帷幕，便在这样一种高效而略显冷峻的氛围中拉开。
然而，群臣很快发现，这位新帝的“己志”，远超他们想象，其路径与永和帝的内向整肃截然不同，更与其祖父烈祖章皇帝的全面开拓有所区别。
朱由栋的意志，无比清晰地指向了对外征伐与武力扩张。
烈祖朝虽将极西之地纳入羁縻，但更西的波斯，北面的罗斯人，一直侵扰。
大正二年，消息传至京师，朝议纷纭，多数文臣及部分武将主张遣使斥责、加强边防，认为劳师远征，耗费巨大，且极西之地地僻，得之难守。
但龙椅上的朱由栋，只冷冷抛出一句：“烈祖能定极西，朕便不能廓清西域？商路不通，西疆不靖，何谈大正？”
他力排众议，调集甘、凉、肃精锐，并抽调部分京营火器部队，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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