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迅速处斩……
同年秋，一名山西的兵备道佥事克扣军饷、亦被明正典刑。
………………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让整个官场为之股栗。
人们惊恐地意识到，新帝的“永和”，绝非一团和气，其下蕴含的，是比先帝更甚的、近乎酷烈的肃杀之气。
与此同时，早已推行多年的张居正“考成法”被重新拿起，且条款被大幅增补、细化。
新的考成条例不仅考核钱粮、刑名、教化等传统项目，更将民情舆情、工程实效（、辖区治安发案率、甚至官员自身及家属的德行操守等都纳入考核范围。
考核周期缩短，标准提高，评定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下”五等，连续两年考为“下”等，或任内出现重大过失者，立予革职，毫不容情。
一时之间，大明官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考评焦虑”。
许多靠着熬资历、通关节、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庸官冗吏，骤然发现官途艰难。
即便是有才干的官员，也倍感压力，必须事必躬亲、精打细算、如履薄冰，才能勉强应对那密密麻麻的考成条目。
朝野私下流传着“永和为官，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确实，在这个时代，仅凭科举出身、熟读经史已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应变智慧甚至一定程度的“民本”意识，才能胜任一方父母官。
知府、县令不再是清贵的“牧民”之职，而是实实在在、千斤重担的“考成”之位。
不断有官员因考核不及格或因小过被严惩而丢官去职，甚至身陷囹圄。
官场流动骤然加快，有人哀叹，有人恐慌，但也悄然逼出了一股务实、兢业的新风气。
然而，就在这雷厉风行、近乎严酷的吏治风暴中，新帝朱常澍却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永和三年春，一部名为《皇室家书：永怀录》的书籍悄然由内府刊印，并经官方许可在市面流传。
书中收录的，并非治国宏论或诏令奏章，而是私人信件。
其中绝大部分，是烈祖章皇帝在当今天子外出办差之时，给他写的书信，其中还有一些，给当今天子的嘱托。
从幼年启蒙到协理政务，乃至病中休养……
信中有对学业的督促，有对政务的指点，有对健康的关切，更有许多寻常父子间的嘘寒问暖、生活琐记、乃至偶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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