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御制之论正冠。西北一案是刮骨疗毒，此文则是固本培元。往后，吏部考功、都察院监察，乃至我等票拟用人，皆有了更明确的圭臬。”
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们，则从文章本身热议不休：“陛下此文，骈散结合，义理精深，言辞恳切而又不失天威，堪称训诰典范！”
“与海文并列，一为臣纲，一为君范，相得益彰，必传后世！”
“此乃盛世之音，整肃吏治之宣言！”
当然，也有人心中惴惴。
那些平日行事不那么“忠、仁、能、廉、和”的官员，读到某些字句时，不免觉得如坐针毡，仿佛那犀利的文字直指自己。
尤其是“勿谓暗室可欺，天道昭昭；勿谓国法可徇，民心如镜”等语，结合西北案的血腥收场，更让人不寒而栗。
街头巷尾，虽然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但如此重大的新闻，还是通过口耳相传迅速扩散开来。
“听说没？咱们的老天子在报纸上写文章了！教当官的怎么做清官好官！”
“还跟那个骂皇帝的海青天的文章放一块儿呢！”
“这是要动真格的了！那些贪官污吏的好日子到头喽！”
市井议论，虽不如官场解读深刻，却也直观地反映了民心所向。
仅仅一天时间，《燕京月报》这期特刊这份稍显普通的朝廷官报，变成了震动整个北京城。
朱翊钧用他最擅长的“文章”与“舆论”之道，在暴力清剿之后，高高举起了一面理想与规范的大旗，为接下来的吏治整顿与风气引导，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当然，这也可以说成是事先打了招呼。
接下来在犯错，可就没了理由了。
帝国的中枢，因这两篇跨越时空对话的文章，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躁动之中。
一场自上而下的、关于“如何为官”的大讨论、大整风，已随着这期月报的散发，悄然拉开了序幕……
皇帝陛下的文章刊登了，积极表现的人也开始行动了.
各部院堂官、科道言官、翰林清流，乃至一些地方驻京的提塘官，无不争先恐后，奋笔疾书，就《治安疏》与《忠臣要略》发表看法，陈奏己见，或深入阐发，或热烈拥护，每日送入宫中的奏本，数量激增，几乎淹没了往常的公文流转。
这些奏章，自然不可能全部直达御前。
按照规制，先汇集于内阁。
然而此次奏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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