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难以生出反抗之心。
造反？
对抗谁？
对抗带给他们荣耀和战利品的皇帝？
名不正言不顺，军中主流绝不会响应。
其二也就是精密的军事制衡体系。
自万历三十年后，因为军镇实力急促变大，为了防备安史之乱这种事情，朝廷对边军的控制也必须更加严格，文官们可能监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让他们出主意，监察军队，那手段可是已臻化境。
各地镇守总兵、巡抚、镇守太监、兵备道、巡按御史层层监督、分权制衡。
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调动权被严格分割。
如宁夏、甘肃、固原等重镇的兵马，其主要防御和进攻方向是蒙古残部或西域，其出动作战需有明确的御旨或兵部堪合，指定方向、目标。
没有旨意，一兵一卒不得擅自向西安或其他内地州府移动，这是铁律。
将领私自调兵往内陆州府走，就是谋反，部下军官也可拒绝执行，擒拿之后，亦有大功。
甚至，像西北军，西南军，辽东军这几支最为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老兵，在退出军队后，在五十岁之前，不被允许前往两京，也就是北京城，而南京城。
任何缘由都不能去。
同时，陕西都司及西安西安前、后、左、右卫等直属于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与边镇系统相对独立，足以弹压可能的小规模异动……
当然，第三方面的原因还是利益集团的非整体性。
这么长时间的调查中，参与“胡女案”的边军将领，只是西北庞大军事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且多集中于负责后勤、驻防地方、或与商路密切相关的部队，并非所有野战主力都深陷其中。
当然，定西城帅府马贵在收到自己儿子的书信后，也赶忙行动。
他当然知道，这是天子给他的一次机会。
在腊月初的时候他传出将令，以“议讨极西残敌新策”为名，紧急召集分散在各处驻防、屯垦的十余名将领回定西城议事。
这些将领不疑有他，纷纷赶回。
当他们齐聚帅府大堂，等待国公爷宣布军机时，等来的却是麻贵冰冷的面孔和两旁涌出的、手持绳索刀剑的国公府亲兵。
没有激烈的反抗。
麻贵积威之下，大多数人面如死灰，束手就擒。
麻贵当众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当场革去所有军职，收缴印信兵符，由亲兵押解至城中别院，严加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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