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混乱。
首先，她需要一种计量时间的方法。没有钟表，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生理节律。她听说过一个粗略的方法：正常静坐状态下，人的心跳大约每分钟60-100次。她尝试在心中默数自己的心跳。但很快发现，在绝对的黑暗和寂静中，心跳会因为紧张、不适、甚至仅仅是专注于计数而加快或变慢，极不可靠。
于是她换了种方式。她抬起右手，用食指的指甲（虽然指尖溃烂，但指甲边缘还算坚硬），在身旁墙壁的软包材料上，用力划下了一道痕迹。
软包表面的人造革很坚韧，指甲划过，发出极其细微的“嘶啦”声，几乎听不见。但能感觉到阻力，能留下一条浅浅的凹痕。
她决定，每估算大约过去一小时（基于身体对饥饿、困倦周期的模糊感觉），就在墙上划一道。虽然不精确，但至少能给她一个“进展”的标记，对抗那种时间完全停滞的绝望感。
划下第一道痕后，她开始进行思维训练。
禁闭室剥夺了外界刺激，但也迫使她的大脑向内探索，聚焦于那些被日常劳役和生存压力挤到角落的记忆和疑问。
她闭上眼睛——尽管睁眼闭眼在黑暗中并无区别——开始像放映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帧一帧地、极其缓慢地回放案发当晚的每一个细节。
不是第一次回忆了。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在承受酷刑的时刻，在看见陈景浩慈善新闻的瞬间，她都已经反复咀嚼过那些碎片。
但这一次，在绝对的黑暗和孤独中，回忆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立体。仿佛能闻到那晚的红酒香气，能感受到蜡烛的热度，能听到陈景浩说“敬我们，三年”时玻璃杯相碰的清脆声响。
她强迫自己跳出受害者的视角，像一个冷酷的侦探，审视每一个片段，寻找不合理之处。
疑点一：陈景浩为什么坚持让她换掉那件沾血的睡衣？
当时他说：“不能穿着这个见警察。”“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听起来合理。但仔细想，如果真是意外，真是自卫，为什么对睡衣上几点微不足道的血渍如此紧张？警察看到睡衣上的血点，第一反应会是“嫌疑人试图处理证据”，还是“目击者无意中溅到”？
更关键的是，他推她出客房后，自己去了哪里？他说去厨房拿水，但后来他上楼时，手里确实端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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