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话那头隐约传来的走廊里管教来回踱步的脚步声。
“儿啊。”
母亲的声音很稳，像在唤他回家吃饭。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铺垫，没有试探，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询问。像一把钝重的刀，没有锋刃，却直直砍在他胸口最柔软的地方。张诚那张在看守所里日夜磨砺以为已经足够坚硬的面具，在这一刻，“咔嚓”一声，从内部裂开无数道细密的纹路。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太久的情绪终于决堤，却依旧被死死堵在喉咙口，只能从眼眶里无声地、汹涌地溢出。他张着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滴在他胸前那件蓝色马甲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母亲依旧没有哭。
她看着对面那个瘦削憔悴、眼窝深陷、胡茬凌乱、手腕上还有明显铐痕的儿子。这是她怀胎十月、一勺米汤一勺粥水喂大的孩子；是那个小时候被人打了不会还手、只会在她怀里闷闷说“他说我爸不在了”的孩子；是那个后来穿上制服、在河道边风吹日晒、回家时总是带着一身河腥味的孩子。
如今他坐在铁窗里，手上有镣铐，身后有看守，罪名是故意杀人。
母亲的背挺得更直了些。
她将话筒换了一只手，另一只布满老年斑和细小裂纹的手，缓缓抬起，贴着冰凉的玻璃，按在他泪水模糊的脸对应的位置。隔着玻璃，隔着一拳厚的距离，她似乎想触碰他，又似乎只是想让他知道——妈就在这里。
“把眼泪憋回去。”
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闷锤，砸在这间狭小的探视室里。
张诚怔住了，泪水还在流，但喉咙里那哽咽堵住的声音，却被这简短、冷硬、却重若千钧的命令，生生压了回去。
“是男儿，就要活出自己的脊梁。”母亲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从坚硬的石壁上凿下来的，“咱不怕他们。你爹没有怕过，你也不用怕。”
你爹。
这个词，在张诚家里，很多年没人主动提起了。
父亲是在张诚十六岁那年走的。不是病逝，他们说是工伤。母亲没闹，没去厂门口拉横幅，只是请了三天假，用那象征性赔的一点抚恤金，把父亲的丧事办得体体面面，又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说是给张诚念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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