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校准’。”
他用了两个格外加重语气的词。
“原则就一个：数据链必须‘连续、稳定、达标’。”张振华盯着马国富，一字一顿，“我要看到一条从建厂初期到现在，总体平稳、偶有小波动但及时整改、持续向好的环保数据曲线！任何异常的峰值、超标记录，都必须找到‘合理’的、技术性的解释。设备临时故障？监测仪器周期性校准偏差？当时排放标准与现行标准差异？生产负荷临时调整？甚至……天气原因导致的监测误差？所有解释，都要附上相应的‘故障记录’、‘校准报告’、‘情况说明’，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信息中心负责提供数据底层‘修正’的技术支持，你们技术部负责把故事编圆，要经得起专家从技术角度的质询！”
马国富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他是技术出身，对数据有种本能的敬畏。如此大规模、系统性地篡改几十年的技术记录，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沦丧，更是技术良知上的酷刑。但他更清楚张振华的手段，也明白自己早已深陷泥潭，没有退路。
“……厂长，数据量太大了，而且有些原始记录可能……”马国富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没有‘可能’！”张振华厉声打断，“信息中心有全部数据的电子备份。该修改的修改，该覆盖的覆盖，该生成新日志的就生成。我要的是结果！马总，你带着技术部骨干，和信息中心的人一起，成立数据攻坚组，同样封闭工作。三天后，我要看到一套完美的、无懈可击的技术数据报告和支撑材料！”
马国富深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下麻木和认命：“……明白了。”
“环保安全部，”张振华的目光转向下一个目标，“你们负责搞定所有‘软件’。历次各级环保部门的检查记录、现场笔录、整改通知书、验收意见、处罚决定（如果有的话）、复查报告……全部整理出来。重点突出近几年的整改成效，展现我们的‘积极态度’和‘显著进步’。对于更早时期的一些……可能存在瑕疵或者表述‘不合时宜’的记录，”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该重新整理的重新整理，该合并归档的合并归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个别附件，可以‘遗憾地’注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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