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冻雨已经变成了夹杂着冰晶的雪霰子，打在卷帘门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劈啪”声。
大卫缩在当铺突出的屋檐角落里，双手死死地揣在怀里，身体控制不住地打着冷战。
他身上穿着一件厚实的、带有抓绒内胆的二手极地防寒服。这是昨天下午，他用那位“林先生”给的咨询费，在旧货市场淘来的。
如果今天他身上穿的还是之前那件破洞的薄大衣，在这种骤降至零度以下的倒春寒里，他现在大概率已经和街头那些冻僵的流浪汉一样，失去知觉了。
大卫的嘴唇冻得发紫，但他不敢离开这个有遮挡的屋檐。
他那部屏幕碎裂的老式手机，被他紧紧地贴在胸口最温暖的地方，生怕电池因为低温而突然罢工。
等待，是一种能把人逼疯的酷刑。
距离他打出那个求救电话，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大卫的内心一直在被两种极端的情绪疯狂撕扯。
作为在西方社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前中产阶级，他太懂这里的潜规则了。
在资本的世界里，雇佣关系就是单纯的金钱交易。
“不要用你的私人麻烦去惹怒你的金主”，这是所有底层人想要活下去必须遵守的铁律。
林先生给了他钱，买的是他打探夜蝠帮情报的时间和风险。
而他，却在半夜三更，为了一个跟任务毫无关系的人，去骚扰那位深不可测的大人物。
这是一种极其越界的冒犯。
大卫甚至在脑海中无数次模拟过最坏的结果：林先生不仅不会管托马斯的死活，反而会因为觉得他这个线人“不知分寸”、“麻烦太多”，而直接切断他好不容易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城市，让一个流浪汉消失，甚至都不需要花钱。
但是，他真的做不到袖手旁观。
半年前，当他刚失去诊所、失去房子，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流落街头，差点在公园的长椅上冻死的时候，是托马斯把他捡回了那个廉租的半地下室。
托马斯给了他一条旧毛毯，一碗热汤，让他在车库的地板上睡了整整一个月，熬过了最难的那个冬天。
那是一个父亲，在自己女儿重病、随时可能被高利贷逼死的情况下，硬生生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一点善意。
那是大卫在跌入深渊后，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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