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磨损的信封，看着木盒里崭新的拓印工具，最后视线落在窗边那盆文竹上。
阳光里，文竹的叶片舒展着，投下细碎斑驳的影子。
她终于伸出手，打开了那个牛皮纸信封。
林微言的手指停在信封边缘，久久没有动作。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在木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她看着那个小小的丝绒盒子，又看了看厚实的牛皮纸袋，最终还是先拿起了信封。
纸张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
最上面是一份诊断证明，时间是五年前四月十七日——那个春天，她记得很清楚。父亲刚去世三个月，她每天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而沈砚舟突然开始频繁地请假，每次都说家里有事。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下面是一长串医学术语和化验指标，血红蛋白浓度低到危险值，血小板计数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她虽然不是医学专业，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这是要命的病。
她翻开第二页，入院记录。沈建明，五十八岁，入院时已出现高热和皮下出血。主治医师的批注很简短：“病情危重，建议立即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第三页是费用清单。林微言的目光定格在那一串数字上：前期化疗费用预估二十万，移植手术及后续抗排异治疗预计八十万以上。备注栏里用红笔写着：“已欠费三万，请家属尽快筹款。”
她的手开始发抖。
继续往下翻，是手术同意书。沈砚舟的签名在最下方，字迹是她熟悉的凌厉笔锋，但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墨迹在纸上晕开一小片——他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再往后是各种知情同意书、风险告知书，厚厚一沓，每一页都有签名。有些是沈砚舟的，有些是他母亲李秀兰的，但更多的是沈砚舟代母亲签的字。在最一份病危通知书的家属意见栏里，她看见一行很小的字：“无论付出任何代价，请救救我父亲。沈砚舟。”
“任何代价”四个字写得格外用力，纸背都被笔尖划破了。
信封的最底层是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
甲方是顾氏集团，乙方是沈砚舟。条款清晰得残忍：乙方在三年内为甲方处理海外子公司全部法律事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离职；甲方预支人民币一百万元作为乙方父亲的治疗费用，该款项从乙方薪酬中抵扣；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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