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落在堂屋那把老藤椅上。藤椅的扶手被磨得油亮，坐垫上还留着主人长久坐卧压出的凹陷，像一个沉默的模子，印着一个人最后几年里所有的姿势——坐着的、靠着的、歪着头打盹的。
阿黄趴在藤椅下面，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眼睛半闭着。阳光照在它身上，把它黄色的短毛晒得发暖。它的耳朵时不时动一下，捕捉着屋外的声响——巷子里收废品的吆喝声，隔壁老赵家炒菜的滋啦声，远处学校放学的铃声。每一个声音它都要分辨一下。分辨那个它等了很久很久的脚步声。
今天没有那个脚步声。昨天也没有。前天也没有。
但它还是在等。
藤椅旁边的矮几上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子里的茶早就干了，杯底结了一层深褐色的茶垢。杯子旁边是一盒没抽完的烟，牌子是最便宜的那种，烟盒被压瘪了一个角，盖子敞着，露出里面仅剩的三根烟。阿黄有时候会抬起头，嗅一嗅那三根烟的味道。那种干燥的、微苦的烟草味，是老李身上最浓烈的气味。它记得这种气味。它记得他坐在藤椅上抽烟的样子——右手夹着烟，左手搭在扶手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铁锈，烟雾从他鼻孔里慢悠悠地出来，在午后的光柱里翻卷，像一个不会说话的魂。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阿黄没有时间的概念。它不知道“三个月”是多长。它只知道太阳升起来落下去，升起来又落下去，重复了很多很多次。每一次太阳升起来，它都以为他会从那个门口走进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肩膀上落着从工厂带回来的铁灰，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有时候是半个卤猪蹄，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什么也没有，但他的手一定会在进门的第一时间伸过来，摸摸它的脑袋，沙哑地说一句：“阿黄，我回来了。”
它还在等那句话。
堂屋的陈设还是老李走那天的样子。电视机顶上落了一层薄灰，遥控器搁在茶几上，电池已经漏了液，把遥控器背面腐蚀出一小片白色的粉末。墙上的挂钟停了，停在十点三十五分——是停电之后就没再走过，还是刚好坏在了那个时刻，没人知道。日历还翻在七月那一页，七月十二号被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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