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风第一次带上了刀刃般的锋利。
阿黄趴在门槛上，鼻子贴着门缝，外面落叶打着旋儿从水泥地上掠过，发出干涩的沙沙声。它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老李会搬出那把藤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旧报纸，偶尔念出声来。它会趴在他脚边，把下巴搁在他褪色的解放鞋上，鞋面上有洗不掉的机油渍和泥土的颜色。
现在藤椅还放在院子里，但已经空了整整十七天。
十七天前，老李被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抬上担架，担架轮子滚过门槛时卡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阿黄记得自己当时在狂吠，爪子扒拉着门框，想冲出去，却被邻居王婶死死抱住。老李在担架上抬起手，那手瘦得只剩骨头和青筋，朝它的方向挥了挥，嘴唇动了动。
阿黄听不见他说什么，只记得那只手在空气中停留了几秒，然后垂了下去。
从那天起，阿黄的世界就只剩下了等待。
它学会了数时间。
清晨五点四十分，送奶工的单车铃声会准时在巷口响起——那是老李以前起床的时间。他会先咳嗽一阵，然后摸索着下床，拖鞋在地上发出“嗒、嗒”的声音。阿黄会立刻从窝里爬起来，摇着尾巴跟到厨房，看老李烧水、熬粥。粥的香气从锅盖边缘冒出来，白茫茫的蒸汽在晨光里打着旋儿。
现在，五点四十分依然会响起单车铃声。但厨房里没有咳嗽声，没有拖鞋声，没有粥的香气。
阿黄依然会爬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坐在那里，直到天亮。
上午九点左右，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会停在巷子口。老李以前会戴上老花镜，走到院门口接报纸。有时候会有信，那种薄薄的、印着红蓝斜条的信封，老李拆得很慢，看完后会沉默很久。阿黄会蹭他的腿，他就会弯下腰，粗糙的手掌按在它头顶，轻轻揉两下。
现在邮递员还是会来，但报纸和信都堆在院门口的小木箱里，越堆越高。王婶偶尔会来拿一次，边拿边叹气。
下午两点到三点，是老李午睡的时间。他会躺在藤椅上，旧军大衣盖在身上，报纸摊开盖住脸。阿黄就趴在他脚边，耳朵贴着他鞋面，能听见他平缓的呼吸声，偶尔夹杂着一两声轻微的鼾声。风大的时候，院子里的老槐树会掉叶子，一两片落在老李身上，阿黄会小心地站起来，用鼻子把叶子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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