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验室了。”他把茶杯放到一边，“我一直在等一个值得做的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你敢来找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说明你要做的事足够难。太难的事，才值得做。”
毕克定看着他。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蹲在上海出租屋里收到辞退通知书时，窗外也有这么一棵树，叶子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他知道什么叫被踩到泥里。正因为知道，他才会来这里。
他把丝绒托盘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来，放在讲台上。一枚胸针安静地躺在深灰色的丝绒上。他把昨天在会议室里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关于这个团队的真正使命，它的目的远不止商业。
陈远山拿起那枚胸针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它别在白大褂的翻领上。别得很正，一丝不苟，像是给实验设备做校准。“你得把另外五个人也找齐。名单我列了一些，晚上发你。”
毕克定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件事。“陈教授，你刚说‘值得’。你一直在找值得做的事——这三年，你本来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稳过完下半辈子。为什么不？”
陈远山已经重新拿起了粉笔，对着黑板上一处没解完的方程。他头也没回，只有声音从黑板前传过来：“因为他们封得了我的实验室，封不了我脑子里在算的东西。”
两天后，毕克定在深圳找到了何东来。
他见到何东来的场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他以为会看到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人，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眼神浑浊。但他看到的何东来坐在工厂后门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写满了算式的笔记本——那些算式是用圆珠笔写的，一笔一划极为工整，即便在废品站捡来的本子上，也保持着学术论文级的书写规范。三十出头，头发有点长，工装上沾着机油，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但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和他在陈远山眼睛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那种沉郁的、像暗火一样烧不灭的光。
毕克定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工厂后门外那条漂着工业油污的河。何东来听完了毕克定说的话，沉默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他问：“你们那儿，有实验室吗？”
“有。”
“多少钱我不管，”何东来站起来，拍了拍工装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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