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了二十年合同的防备心,突然在这一页找不到任何一个需要自己反击的陷阱——这种感觉对他而言反倒比埋伏更让人不知所措。
格雷夫斯爵士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听得见窗外几只灰鸽子在常春藤里咕咕地叫着,和远处依稀传来的火车鸣笛声。
“毕先生,”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沉了很多,“你知道吗?过去三年里来过这间会议室的五家财团,每一个人的开场白都跟你差不多——讲情怀、讲品牌、讲员工福祉。但他们递过来的合同,每一份都藏着让诺顿在三年内被拆解出售的条款。”他轻轻敲了敲黑檀木手杖的银质握柄,敲出来的声音沉沉的,带着一种被欺骗了太多次之后留下来的疲倦与警惕参半的复杂语气,“你怎么证明你不是第六个?”
毕克定没有直接回答他。他把面前那份框架协议翻开到附件的最后一页,站起来,绕过红木长桌,走到格雷夫斯爵士身边,把文件放在他面前——附录是一份雇工代表委员会的评议备忘录,草案里的每一条承诺都标了后续雇主与工会的协商时间表。他用手指点住备忘录上的一行小字:“这一条写得很清楚——诺顿工业的商标将继续保留,总部继续设在伯明翰,核心专利池由双方共同管理的联合实验室持有,不向任何第三方转让。这份框架协议,我今天不会要求您签。您可以拿去交给您的法务团队、董事会、甚至诺顿的工会代表,让他们慢慢审,一条一条地审。审出一个字的问题,我改一个字;审出一个标点的问题,我改一个标点。”
说完他直起身,退后一步,拉开椅子重新坐下,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英式红茶喝了一大口——喝得不太优雅,但足够坦然。坐在诺顿首席财务官旁边的玛格丽特·陈忽然摘下眼镜往椅背上靠了靠,从面前文件夹底下抽出一张事先备好的财务测算摘要递了过去。摘要表里用荧光笔标出的正是养老金缺口数字与框架附录中的注资金额对照栏,她作为CFO早就熬了好几晚推演所有注资方案的可行性,毕克定给出的结构跟她私下向董事会提交的“最理想但最不可能出现”的模型几乎重叠。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双方进入正式的条款细节谈判。诺顿的法务团队果然没有客气——他们把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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