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邑，在后世得到了文献与考古的双重证实。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何尊”，尊内底部刻有122字的铭文，其中“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记载，清晰地记录了成王将都城从镐京迁至洛邑（成周）的史实。“宅兹中国”中的“中国”，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地带（即洛邑一带），成王迁都于此，意在“居于天下之中，便于统治四方民众”，这一决策也为周王朝后续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地理基础。
成王亲政后，并未急于推行新政策，而是首先完成了周公未竟的“营建洛邑”工程。早在周公摄政时期，洛邑的营建便已启动，但因东征平叛等事务，工程曾一度搁置。成王亲政后，深知洛邑作为“东方都城”的重要性，立刻下令调集人力、物力，加快洛邑的营建进度。
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洛邑终于在成王七年竣工。这座新都城按照周公的规划，分为“王城”与“成周”两部分：王城为宫殿区，宫殿宏伟壮丽，朝堂、宗庙、官署一应俱全；成周为居民区与商业区，街道规整，市井繁荣，同时驻扎着“成周八师”，负责监管殷商旧民与防御东方部落。
洛邑竣工后，成王与大臣们商议，决定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即洛邑位于天下中心，各地诸侯前来朝贡的距离大致相等，便于诸侯往来），将洛邑定为周王朝的新国都，史称“新邑”。为了向天下宣告这一决策，同时彰显周王朝的权威，成王下令颁布《召诰》与《洛诰》两篇文告——《召诰》记录了召公营建洛邑的过程与对成王的告诫，《洛诰》则详细记载了成王前往洛邑视察、确定新都地位的经过，两篇文告均被收录于《尚书》，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
与此同时，成王决定在洛邑举行一场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他即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会盟诸侯，也是周王朝定都洛邑后的首次盛会。消息传出后，天下诸侯纷纷响应：近至镐京周边的诸侯，远至东方的齐鲁、南方的荆楚、北方的燕蓟，都带着本国的“方物”（地方特产，如齐鲁的鱼盐、荆楚的象牙、燕蓟的皮毛等），亲自或派遣使者前往洛邑，参加这场盛会。
集会的日子定在成王七年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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