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肚白，路边的稻田里，早起的农人已经开始弯腰插秧。林默涵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犹豫了片刻。左边是省道，路况好，但检查哨多；右边是山路，绕远，但隐蔽。他摸了摸怀里的香囊，海燕的轮廓硌着他的掌心。
他打了把方向盘，拐向右边的山路。
山路窄，坑洼多，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片泥点。两边的相思树被雨水洗得发亮，枝叶交错，在头顶织成一道绿色的穹顶。林默涵摇下车窗，潮湿的草木气息涌进来，冲淡了车厢里的烟草味。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福建老家，也是这样下雨的山路，父亲牵着他的手去镇上赶集，路边开着一簇簇野杜鹃，红得像火。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年他八岁，日军的飞机炸毁了村庄，父亲把他推进地窖，自己转身去救邻居家的孩子，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参加革命，潜伏，一次次在生死边缘行走，父亲的脸已经有些模糊了，但那种泥土和烟火混合的气味，却始终记得。
中午时分，他到了嘉义。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得人眼花。他在一家小吃店门口停下，要了一碗阳春面，没敢久留，付了钱就继续上路。越往北，检查哨越多。每个哨卡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挨辆车检查身份证，后备箱，甚至座椅底下。林默涵的证件是“沈墨”，侨商身份，加上几包好烟，每次都能顺利过关。但他知道，这只是表象。魏正宏既然已经开始调查，就一定在各个要道布下了暗桩。
下午三点，他到了台中。这里离台北还有一半路程，但气氛明显紧张了。街上到处是军车和宪兵，商店门口贴着“肃清匪谍”的标语，红得刺眼。林默涵把车停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巷口，换了身衣服——把西装换成了普通的蓝色工装，眼镜也从金丝边换成了黑框的。他又从铁皮盒里拿出一叠文件，都是“墨海贸易行”的货单和税票，摊在副驾驶座上，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跑业务的商人。
重新上路时，他绕开了主干道，专挑小路走。天色渐渐暗下来，山区的雾气漫了上来，裹着车子，像一层湿冷的纱。他打开了车灯，两道的光柱切开浓雾，照亮了路边斑驳的里程碑。公里数在一点点减少，台北越来越近，危险也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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