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17日，高雄港爱河码头。
咸腥的海风裹挟着细雨，将整个码头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薄雾之中。傍晚六点整，正是下班高峰期，码头上的搬运工扛着麻袋，脚夫推着满载货物的手推车，在狭窄的栈桥上穿梭如织。汽笛声、叫卖声、呵斥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高雄港最寻常不过的喧嚣。
林默涵——此刻他的身份是高雄“墨海贸易行”的总经理沈墨——站在“海光号”渡轮的甲板上，双手撑着一把黑色的油纸伞。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白衬衫领口一丝不苟地扣着，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地扫视着逐渐靠岸的码头。
雨水顺着伞骨滑落，在他脚边汇成一滩浅浅的水洼。他看似在欣赏雨景，实则眼角余光始终锁定在码头东侧第三根缆桩附近那个戴着斗笠的佝偻身影上。
那是“老渔夫”，他的上线。
按照约定，今天应该由另一位同志“老赵”前来交接情报。老赵是本地渔民，负责收集左营军港的船只进出动态。但此刻出现在缆桩旁的，却是老渔夫本人。
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信号。
在情报工作中，上线与下线非必要不见面，这是铁律。老渔夫亲自出现，意味着要么发生了不可抗力的突发状况，要么……老赵已经无法前来。
林默涵的心沉了下去。他轻轻抬手，整理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袖口，借着这个动作，用食指在手腕内侧轻轻敲击了两下——这是询问“是否安全”的暗号。
老渔夫似乎只是偶然抬头看到了渡轮上的乘客，他并未回应暗号，而是慢悠悠地点燃了一袋烟丝，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雨雾中迅速消散。然后，他做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动作：用烟杆在缆桩上磕了三下，停顿，再磕一下。
三长一短。
林默涵的瞳孔微微收缩。这是紧急情况代码中的“最高级别警告”，意味着“目标已被盯梢，切勿靠近，原地撤离”。
几乎在同一时间，林默涵的耳朵捕捉到了两个异常的声音。一个是来自渡轮底舱那并不协调的引擎轰鸣，比正常功率高出至少三分之一，像是一艘快艇正在逼近；另一个，则是从高雄港务局办公楼方向传来的、被雨声稀释了的急促哨声。
“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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