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视线。窗外传来货轮的汽笛声，悠长，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在耳边。
“左营那边，”他最终说，声音压得很低，“有消息吗？”
陈明月放下茶杯。她起身，走到门边，确认门是关好的，又走到窗边，将窗帘拉上一半。午后的阳光被过滤成柔和的光线，洒在深红色的地毯上，一片暖融。
“老张昨天递了消息出来。”她走回来，重新坐下，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台风计划’的协调会，定在下个月十五号。地点在左营基地的参谋部作战会议室，保密级别最高，参会人员限定在将级以上军官，外加三个文职人员——参谋长秘书，作战处长，还有文书处处长。”
林默涵的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陶瓷光滑，微凉。
“文书处处长，”他重复了一遍，“就是老张的顶头上司。”
“是。”陈明月点头，“老张说，那天晚上，他们处长要去参加小舅子的婚礼，会让他留下来加班，整理会议纪要的最终稿。会议纪要的初稿，还有所有附件，包括‘台风计划’的详细方案，都会锁在处长的保险柜里。密码是处长的生日，三月十七号，317。钥匙，处长会留给他。”
她说得很慢，很清晰，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敲进林默涵的耳中。
窗外的汽笛又响了一声，这次更近了，像是货轮正在靠港。楼下传来伙计的吆喝声，搬运工沉重的脚步声，还有手推车轱辘碾过石板路的声响。这间贸易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蔗糖的甜腻气味，账本上的数字，往来的客商，白日的喧嚣，夜晚的寂静——所有这些，构成了“沈墨”这个人存在的全部证据。
但在这些证据之下，是另一条暗流。悄无声息，却汹涌湍急。
“老张要多少？”林默涵问。
“五百。”陈明月说，“美金。一次付清。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做完这一单，他就带着家人离开台湾，去香港，或者南洋。”
五百美金。林默涵在心里计算着。贸易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大概有两千美金，但那是维持正常运转的钱，不能动。香港那边有一笔货款还没到，大概三百。他自己手头还有一些，是组织上次拨的活动经费，剩下一百多。加起来，勉强够。
“钱不是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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