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带都松了，得去修。”
魏正宏接过手表，对着光端详。表盘、表针、表冠，每一处都看得很仔细。三分钟，整个会客室只听见茶盖轻碰杯沿的脆响。
“沈经理是孝子。”魏正宏终于将表递还，话锋却突然一转，“不过我记得，您去年十月申报的入境记录显示，您是十月中旬抵的高雄。而家母...据我们了解，沈老夫人三年前就在泉州过世了。”
空气瞬间凝固。
书架前的小陈手已摸向后腰。靠墙两人稍稍调整坐姿，封锁了门窗方向。
林默涵的心脏重重一跳，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甚至轻笑出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魏处长情报做得细致，”他说，“家母确实三年前就走了。我说的‘家母’，其实是内子的母亲，我的岳母。老人家胃癌晚期，去年九月恶化，我从香港汇钱回去，十月到高雄后发现还不够，就把表当了应急。这事...”他顿了顿，眼圈恰到好处地红了红，“说起来惭愧，没能让老人家用上最好的药，十一月就走了。”
这番话说得不疾不徐，语气里有恰到好处的伤感，也有女婿的自责。最重要的是，时间线完全吻合——九月汇款，十月当表，十一月去世，十二月赎回手表悼念岳母。
魏正宏盯着他看了足足十秒，忽然笑起来：“是我冒昧了。节哀。”
危机看似解除，但林默涵知道这只是开始。
果然，魏正宏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抽出份文件：“沈经理生意做得不错，墨海贸易行开业半年，营业额在同规模贸易公司里排前三。蔗糖出口这块，听说高雄港务处的陈处长给您开了不少绿灯？”
来了。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林默涵早有准备。他从抽屉取出账本，翻开其中一页推到魏正宏面前：“不敢瞒魏处长，做生意总要打点。这是我给陈处长那边的‘茶水费’明细，每个月三百银元，过节加倍。高雄港各家贸易公司都这么做，不信您可以问问隔壁‘兴盛号’的李老板，他给的比我多。”
这话说得坦荡，反倒显得清白。在1950年代的台湾，公务人员收受“茶水费”是公开的秘密，军情局真要查，高雄港一半官员都得下马。
魏正宏扫了眼账本，没接话，却问了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沈经理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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