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措辞激烈。
他们并非直接攻击太子，而是将矛头直指仪制本身。
「太子虽功高，然终为人臣。礼者，天地之序，君臣之纲。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是乱序坏纲之始也！」
一份奏疏如此写道。
「恐开僭越之端，启骄矜之心，非国家之福。臣恐后世史笔如铁，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
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谏。
「《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储君之功，在于疆场，然其德其行，仍需陛下时时训导，朝野时时匡正。」
「今若以过隆之礼待之，是重其功而轻其德，恐使其渐生懈怠，疏于自省。」
「昔汉武帝宠卫霍，虽拓边万里，然内帑空虚，吏治渐弛，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更有些奏疏，隐隐指向东宫势力膨胀可能带来的威胁。
「太子近臣，多出寒微，或有才具，然少受圣贤正道薰陶，行事往往急功近利，不循旧章。」
「今若再以超格之礼遇之，恐使其辈更加恣意，结交外臣，干预部务，长此以往，朝堂恐生党争之祸。」
这些奏疏，有的直言不讳，有的旁敲侧击，有的忧国忧民，有的则难免夹杂著世家大族对自身地位可能受到冲击的深深恐惧。
它们像一片片雪花，不断累积在李世民的案头，每一份都在无声地强调著一个事实。
太子李承干，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掌控在手中的儿子，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巨大冲击。
李世民一份份翻阅著，速度不快。
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神深处偶尔掠过的精光，显示他并非无动于衷。
支持者的奏疏，他看得平静。
反对者的谏言，他也看得仔细。
尤其是那些提及「史笔」、「党争」、「僭越」的字眼，总会让他的目光多停留片刻。
他理解这些反对声音背后的逻辑。
作为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礼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符号意义。
给予太子如此高规格的迎接，确实是在模糊君臣界限，是在向天下释放一个极其复杂且危险的信号。
这些官员，无论其出发点为何，至少在表面上，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皇权尊严和朝廷法度。
但他同样清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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