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先是遣使责问，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施加压力。
后来虽有过亲征的念头和准备，但大规模的战事爆发，则要等到数年之后的贞观十九年。
为何不立即出兵？
史书或许会归因于战略考量、时机未熟，或者需要时间准备。
但李逸尘结合自己近来对大唐财政、府兵制以及内部政治格局的理解。
内心有一个更为现实和尖锐的推断。
钱粮，或者说，大规模、长距离、跨海作战所需的庞大后勤支撑，很可能是当时掣肘李世民决策的最关键因素。
贞观十六年，大唐虽已从隋末战乱中恢复不少，但国库远未达到充盈的地步。
西州开发尚在投入期，各地水利、赈灾、官员俸禄、维系庞大府兵体系，无一不是吞金巨兽。
在没有绝对把握和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一场针对据险而守的高句丽的灭国之战，其财政风险是当时的李世民难以承受的。
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
李逸尘的思绪回到现实。
东宫主导的西州开发债券成功发行，朝廷也发行了自己的债券。
其成功本身，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朝廷的财政信心和调动资源的能力。
李世民手中，现在比历史上同时期，多出了一笔五十万贯钱。
这笔钱，会不会改变李世民的选择？
李逸尘几乎可以肯定，会。
高句丽，始终是李世民心中一根必须拔除的刺。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而国力耗竭、身死国灭的阴影，对于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而言，既是警示，也是刺激。
他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将这片自汉末以来便若即若离的土地重新纳入华夏版图的强烈意愿。
泉盖苏文的悖逆行为，正好给了他最完美的出兵借口。
如今，财政的枷锁似乎松动了一些，这位雄主还能按捺得住吗？
一旦李世民决定征讨高句丽，那么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是：
太子如何安置？
历史的答案是：
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时，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监国。
但李治当时年幼，性格偏弱，且并无自己的政治班底和威望。
李世民将他留在定州，同时带走了如长孙无忌、岑文本等一大批核心重臣和能征善战的将领。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和牵制，确保后方无虞。
可眼前的李承乾，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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