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自以为知？这两种情形截然不同。
丹与矿徒出身的降卒吃睡一起，我亲兵中就有原来的矿工，所以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故事。
所以我知道不少人是受人鼓动和裹胁的，杀官、造反者寥寥而已。
那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使百千之众被唤起呢？
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现状不满，因不满而心慌、恐惧，继而希望抱团取暖。
少数人利用其随众心便得以一再作乱。
但真是剿杀便能解决吗？杀掉一拨，新来的人又不满了怎么办？难道再杀一拨？
某些人乐意，因为有军功可赚，但对国家之利在哪里？
对皇室与官家威望的一遍遍损害，谁在意了？
大人认为我说得可对？”
赵重弼听到最后，汗湿小衣。“嗯，的确如此！”他重重点头。
李丹把自己从刘社、铁小安、石三碾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他听。
告诉他矿主和工头的克扣、欺骗，如何挑唆工人间械斗，如何把污水泼到那些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太监和税官头上等等。
听得赵重弼不断叹息、眉头越皱越紧。
“若不是听你说，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他痛心疾首。
先皇五次征北虽然打掉了厄古人的士气，但也耗资巨大。
新帝登基后为改变财政现状，太皇太后采纳杨太师建议派遣内监监督各地矿务。
他们却不想这个举措，反成众多宦官和地方勾结、趁机揩油的“机会”。
赵重弼摇首，“官家可不是为了养肥这些人才派他们来做矿监的。”他说。
“这个自然，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古时诸侯百里之国，而今天子脚下幅员万里，如何不惕惕然？
圣意虽好，却需徐徐布局，万万操切不得。
政策执行凭一份圣旨就让下面办事的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怕是办不到的。
所以需要立法，为执行圣意的官吏们树规矩。
法律如何执行、执行者的责任与奖励、罚则，都必不可少。”
李丹停顿下：“无论如何，大人，剿、抚要两手抓，剿是工具，抚是方法。矿工习惯山里闭塞生活，只要过得下去，一般不会乱。”
“但如果这样提了，那些夫子们会指着矿徒说：此等贱民刁钻狠厉，不剿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人心。这又作何解？”
赵重弼似乎是故意要与李丹作对，他却向后舒服地靠在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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