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力向世界推销自由贸易时，奥斯曼的情况更加恶化。去年开始的气候问题到了现在更加反常，水资源的情况更加短缺。
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幼发拉底河支流像条晒干的蛇，河床上裂着一指宽的缝，晒得发白的鹅卵石在烈日下烫得能烙熟麦粒，可麦粒早在就被蝗虫啃成了粉末，连草籽都被饥民挖得干干净净。
哈桑蹲在河床边，手指抠进干裂的泥土里，指甲缝里塞满土渣。他身后的土坯房塌了半边，屋顶的茅草被前几日的热风卷走，露出黢黑的梁木，像根枯瘦的肋骨。六岁的女儿趴在他脚边，脸颊凹陷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嘴唇干得起了层硬壳，气息细得像根棉线。
“水……水……”女儿的声音黏在喉咙里，每说一个字都要费极大的劲。哈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他慌忙把怀里最后一块干硬的麦饼递过去，那是三天前从邻村死人家里捡来的，边缘已经发了霉，可法蒂玛还是用尽力气啃了起来，碎屑从嘴角掉下来，她又慌忙用舌头舔回去，眼睛里亮着一点微弱的光。
从1870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就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连续两年的歉收，奥斯曼帝国的粮仓已经见底。安纳托利亚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
政府因财政枯竭和行政效率低下，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赈灾行动。粮食运输系统也因饲料短缺和道路状况恶劣而陷入瘫痪。大量农民逃离土地，涌入城市乞讨，导致城市秩序混乱，社会结构濒临崩溃。
村头突然传来马蹄声，哈桑猛地把法蒂玛搂进怀里，后背抵着河床的土坡。去年冬天奥斯曼帝国的税吏来收粮时，他见过那些骑马的士兵，他们的弯刀能轻易划破羊皮袄，抢走最后一点过冬的口粮。可这次来的不是士兵，是个穿深蓝色长袍的男人，头巾边缘绣着银色的星月纹，胯下的马瘦得肋骨分明，鼻孔里喷着白气。
“你是这村里的人？”男人勒住马，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哈桑没敢抬头，只听见马蹄在河床上踏过的声音，“附近的井都干了？”
“干了……三个月前就干了。”
“我是从君士坦丁堡来的，”男人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羊皮袋的边缘，“帝国要往南边调兵，可路上的村子都空了，连个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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