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被人操纵掌控的震怖。他很清楚师父本无禅师的发现，悉数来自于傅添锡奏本，而傅添锡奏本的源头，便是其在担任大理知事期间，深入挖掘《白古通记》成书前后的种种隐秘线索。
安仁上人曾经也疑惑过，为什么洪武帝会对云南这片偏远之地如此忌惮，又施加了如此多的关注。
早在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兵三十万攻克云南，随后便急不可待地亲下了《平云南诏》，嘱命诸将焚毁云南大小典籍，名为推行“圣化”和“教化”。
便是因为这一举措，导致早在元初便已成书的《白古通记》三成三毁，最后直至永乐年间，才由大理喜洲杨姓段氏遗民，用白文重新删定结集而成。
可要知道早在南诏时期，大理地区汉文化程度就已相当高，文教更是十分兴盛，但在朱元璋的口中，云南似乎仍然是“诸夷杂处”、“弗尊声教”、“不尊教化”之地，唯有先将“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才能让他暂且放下心来，才能让无数白文记载的诡谲名讳，悉数消失在火海之中。
但更离奇费解的是，洪武帝是在做完这些焚书举动之后，才又命人暗中提审要犯、拷打降卒，以便从他们口中撬出种种讯据——一个人会出现如此前后矛盾的行为，必然是在故意抹除着某些存在，在世间所留下的痕迹。
而与之相对的，是《白古通记》里把宾川九曲山说成是天竺的鸡足山，并以之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入定之地，这分明是《白古通记》作者欲图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刻意之举。
只要其他人无法似江闻这般，利用来自数百年后的学问识破“拈花微笑”公案的疑窦，自然就会闻声慕名、不远万里地来到这座原本地荒山。
因此眼下，所有看过《白古通记》和傅添锡奏本之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目光锁向云南，注意力集中在鸡足山，也毫不动摇地认为这里一定掩藏着某种庞然而夺魄的秘密。
如此按其源头，一切似乎真是从摩醯首罗天王身上流传出来的。
可安仁想不明白摩醯首罗天王是有何用意，为何也要阴魂不散地，死盯着鸡足山这片化外之地？
“大师还不明白吗？摩醯首罗天王当初逼迫宋僧入山殉死，留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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