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
赵元庚在城外忙了三天三夜没合眼，而城里的人心比城墙还先开始晃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谣言说日军离县城不到一百里，主街上的铺子一天之内关了八成，米价涨了四倍，几个胆小的乡绅已经收拾细软准备往西安跑。城门口挤满了推着独轮车、背着包袱的百姓，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争吵搅在一起，把整条主街堵得水泄不通。
这些事，赵元庚在前线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他也顾不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布防上——虎头崖的机枪阵地要浇水泥，鹰嘴岭的炮兵观察所视野不好要重新选址，黑风口的雷场还要再加一层绊雷。每一件事都得他亲自拍板，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几百条人命。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后方。但他忘了——或者说，他一直低估了——他的女人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替她管后方的女人。
徐凤志在赵家大院里听到了风声。她听到的不只是“日本人快打过来了”，还有更让她警觉的消息：几个粮商在囤米，把米价从两毛钱一斤硬生生抬到了八毛；有人趁乱在城门口收“出城费”，一个人头要一块大洋；更有人在茶馆里散布“赵元庚要弃城跑路”的鬼话，说得有鼻子有眼。
她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在脑子里拼了一遍，站起来，换了一身出门的衣裳——藏青色大襟衫、黑布裤、平底布鞋，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利落地盘在脑后。她拿起了刚进府时藏在衣裳底下的那把剪刀，掂了掂，别在腰间。她没慌、没乱、没找任何人商量，只是对廊下打盹的橘猫说了一句“帮我看好屋子”，然后牵出马厩里那匹枣红马，翻身上马。
马背上她腰杆笔直，像是在西北风沙里活了半辈子的一棵胡杨。
徐凤志骑马上了街，没有带兵，没有带随从，只有自己一个人。她先在县衙门口找到了还在犹豫不决的县长，直截了当地扔下一句：“你是文官，打仗不是你的事。你只管把县衙的粮仓打开，平价放粮。我站你旁边看着——谁敢拦，我给作证。”她说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重量。县长不认识她，但副官认识——赶紧凑到县长耳边说了几句。县长脸色一变，连连点头。当天下午，县衙粮仓开了。排队买米的百姓从县衙门口一直排到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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