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内部展销会上，得到了来自上海采购员的青睐，签下了一笔不小的订单。
这下，黄玲在厂里一下子成了“技术革新”的积极分子，连厂领导都知道了她的名字。虽然碍于资历和学历，暂时没有升职，但奖金多了，话语权也无形中增加了。
这一切，黄玲做得不显山不露水，完全符合她一贯踏实肯干的人设。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经济上，她利用空间和先知，开始了更加隐秘的积累。
她知道不久后，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白糖、肥皂的价格会有所浮动，也会出现一些紧俏商品。她利用空间容量，分批、少量地从不同渠道购入一些，囤积起来。既不引人注目，又能在一段时间后，或自家使用，或通过隐秘渠道加价卖出，赚取微薄的差价，积少成多。
弹幕成了她的“经济顾问”：
【玲姐，可以留意一下侨汇券！那个以后有用！】
【对，还有国库券，现在没人要，以后能升值！】
【要不……去黑市淘换点老物件？比如邮票什么的？】
黄玲谨慎地采纳着建议。她不敢有大动作，毕竟时代所限。但她像一只勤劳的松鼠，一点点地为自己的小家庭囤积着过冬的粮草。那个一立方米的空间，被她规划得井井有条，里面除了必要的票证和少量现金，渐渐多了一些不起眼但未来可能升值的小东西。
与黄玲家的蒸蒸日上、氛围和谐相比，庄家老宅那边，则是一片愁云惨淡，每况愈下。
庄超英决裂后，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极低赡养费外（在黄玲的“提醒”和舆论压力下，庄超英只依法支付了最低标准的费用），再未给过一分额外的钱。庄父的病需要持续吃药，庄母自己也年老体衰，庄赶美赚的钱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养家。
他们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最后连房子都抵押了出去，只能租住在最便宜、最潮湿的棚户区。庄父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悄无声息地走了。葬礼办得极其简陋，几乎没什么人来吊唁，昔日的邻居同事，大多避之唯恐不及。
庄母在接连的打击下，精神彻底垮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就咒骂黄玲是“扫把星”，骂庄超英“没良心”；糊涂时，就抓着庄赶美的手，一遍遍地问：“超英呢？我大儿子怎么不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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