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小贩。
人们谈论着最近的生意、税金的增减、某条航线的风险、官府的工程，偶尔有人低声抱怨几句“管得太死”、“赚钱不易”，但一旦有人提到“以前如何如何”，立刻会有人打断。
“知足吧，现在是什么光景？”
气氛顿时压抑下去。
陈兴明注意到，角落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太起眼、但眼神特别活络的茶客，默默地听着。
他甚至壮着胆子，假借想购买一批“不好过明路”的南洋香料，去接触一个看似机灵的码头掮客。
那掮客起初眼神闪烁，但一听他提及“避税”、“私运”，立刻像被烫到一样，连连摆手。
“客官莫要害我，如今是什么时候？市舶司、水师，到处都是。”
“若是别的念头，趁早打消，赶紧走，莫连累我！”
说罢，竟匆匆离去，再不敢与他搭话。
陈兴明在黄埔港转悠了两天，用尽办法，花了几颗小金豆请客吃饭、暗中打听，结果却令他心底发凉。
他找不到预想中痛恨新朝、愿意冒险之人，接触到的要么是谨小慎微、只求安稳的普通商民，要么是严厉执法、油盐不进的吏员，要么就是警惕性极高、生怕惹祸上身的潜在中间人。
他带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金豆和空洞的许诺，在这张铁网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
第三日，陈兴明怀着沉重和茫然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琉球的船只。
他不知该如何向那位寄予厚望的“朱先生”汇报。
难道说，新朝治下的广州，虽不自由，却也无乱。
商人虽受盘剥，却也有规可循。
百姓虽无暴利，却也得享太平？
那位“朱先生”梦想中可资利用的“混乱”与“怨愤”，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船离开珠江口，陈兴明回望渐渐远去的、笼罩在春日烟雨中的广州城，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变了，这天，是真的彻底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