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手电筒的光柱刺破幽暗的湖水。信号塔的钢筋骨架像只巨大的蜘蛛，锈迹斑斑的网格里缠着水草和塑料袋。我顺着悬梯往下爬，靴底踩到某种滑腻的东西，手电筒照去，是半具腐烂的潜水服，骨头从破口处戳出来，指骨上还套着枚银戒指——和小张的那枚一模一样。
塔内弥漫着浓烈的硫化氢气味。旋转楼梯的铁板早已锈蚀，每踩一步都发出令人牙酸的**。墙壁上布满弹孔，老王说这是抗战时日军留下的，他们曾想把这里改造成水下军火库，结果派下去的士兵再也没上来。
三楼的平台上堆着木箱，上面的日文标识已经模糊。我撬开其中一个，里面装着泛黄的军用水壶和一本日记。日记的纸页被水泡得发胀，字迹却异常清晰：“昭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血月。水下出现石门，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跳进去，他们的影子留在门外，像被钉在墙上……”
手电筒突然照到楼梯转角处的人影。我猛地后退，撞到身后的木箱，里面的东西哗啦啦滚出来——全是人的牙齿，整齐地排列在托盘里，每颗牙上都刻着细小的符号。
人影慢慢转过身，穿着日军军服，头盔下的脸被水草覆盖。他举起右手，手里攥着半截铁链，链环上挂着块身份牌，上面写着“杨”字。
“杨汝兰？”我脱口而出。地方志记载，这位明代工匠在龙门竣工后神秘失踪，有人说他被沉入滇池祭祀水神。
人影没有回答，只是用铁链指向楼梯下方。我注意到他的脚边有串湿漉漉的脚印，一直延伸到黑暗里，而那些脚印在水面上留下的不是水渍，而是暗红色的血痕。
继续往下走时，楼梯两侧的墙壁开始出现壁画。不是日军画的，而是明代风格的工笔重彩：一群工匠在开凿石窟，其中一个戴着玉佩的中年男人正在指挥，他的脸和我在铜镜里看到的女人有七分相似。壁画的最后一幕是灾难——滇池的水倒灌进石窟，工匠们被铁链锁在岩壁上，一个女人站在水中，举起铜镜照向他们，镜光所及之处，人影一个个消失，只剩下锁链空荡荡地垂着。
五楼的铁门被焊死了，但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红光。我用撬棍撬开缝隙，一股混合着血腥味的冷风涌出来。门后的景象让我胃里翻江倒海：数百具骨架被铁链吊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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