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
四、效果
起初，日本伪造的法币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接收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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