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士出版物为生的。
尽管如此，1712年8月，政府根据《印花税法》对报纸开征印花税。该法规定，每半页或小于半页征印花税半便士，半页以上、不超过1页征1便士，1-6页的征2先令，6页以上书册免征。此后，还对报纸征收广告税和纸张税，三税合称“知识税”。
从1712年到1815年，报纸的税负增加了7倍之多，1815年时一份报纸要纳税4便士。当时报纸售价通常为7便士，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一些报纸停刊了，报纸发行总量也下降了。但是，大多数报纸并没有如作家斯威夫特所预测的那般，因印花税而倒闭，而是设法钻法律漏洞。为了填满可以免税的6页以上书刊，更多的版面给了社论，最早的社论就这样出现了。1724年，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考虑起诉出版伪装成小册子以逃避印花税的印刷商。委员会发现在伦敦就有两份叫《半便士邮报》的同名报纸，还有3份售价半便士的周报。更有公开挑战者：1744-1745年出版的日报《伦敦便士邮报》拒缴印花税持续出版约300天。1712年到1757年，英国报纸的总发行量增加了8倍。
然而，“知识税”还是对报纸出版产生了多重影响。首先，“知识税”在整个18世纪帮助将报纸读者限定为中上层阶级，并决定了《泰晤士报》的独特崛起方式。其次，“知识税”深刻影响了报纸经营，改变了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因此驱使报纸追逐利润；出版费用占了大头，采集新闻和与政府的诽谤指控作斗争的经费就为数寥寥了。报纸纷纷转向依赖官报《伦敦公报》来获得重要新闻，以此规避可能招致迫害的政治敏感话题。
英国政府最初主要以《伦敦公报》为宣传工具，该报从17世纪创刊开始到18世纪初期的声誉都比较好，然而18世纪初，日报的大量兴起使得政府对报纸逐渐失控。为了保证对舆论的控制，英国的政党都半公开地为报纸提供津贴。受限于财务困窘，编辑和出版商并不拒绝津贴，知名的斯蒂尔、艾迪生和斯威夫特也概莫能外。18世纪上叶的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几乎都接受过政府津贴，津贴制造成了这些报刊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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