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相杀，成为半生的损友和玩伴。
他毕业后如愿进京分配至重要衙门国家计委储备局官至团委书记，可谓春风得意。但一直笔耕不辍。不但与我及东北的大学诗友们先后出版诗歌合集《北方没有上帝》和《东北1963》，还与人大女诗友杨榴红出版双人集《白沙岛》。更独自相继出版了《田野之死》、《有鸟飞过》、《悲悯》、《开阔地》等多部个人诗集。我为《有鸟飞过》写的序。他屡次劝我出版一部个人诗选但都被我婉拒，因为我对诗歌和文字持虚无的态度，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但戏谑委托他在我死后为我编选出版一本遗著并写墓志铭，他一诺无辞并说一定要好好锻练身体，争取活过我！
1989年后连我都未想到他竟然放弃大好前程，赴东瀛留学。四年后归国投身证券行业至今，脚踩投行和诗歌两条船，做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并一直潜身在全国各地投资房产，成为隐形不动产赢家。而我这个跻身地产金融专家之列的人却痴心不改地炒股票，几起几落，血本无归。我俩反向而行的专业经历一直成为他自傲的资本和不断调侃我的话题……
相交20年，在海子卧轨自杀的纪念日，为了配合《诗探索》为我出的特辑，他提议我俩在经常一起下军棋的北京香山伴岛咖啡厅做了一期《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刊出后在诗友间流传一时，成为佳话。
我与历铭虽因诗结缘，但诗的风格迥异，他始终延袭着八十年代校园诗的抒情风格坚持美学和理想主义及乐观人生的写作。而我则秉持着大学时代深入骨髓的波德莱尔的丑学和艾略特的神秘主义和悲观哲学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加入中国第三代阵营并创立体验诗。所以我俩四十多年的友情很少触及诗的本质和内核，更多是生活和生命的交集和叠加，应该说他是我半生私交最深的老友，彼此了解的秘密最多，按照家乡的土话叫“狗打连环”，胡朋兔友（因为我俩属兔）。
在他去日本前，我总形象地开玩笑叫他“二溜子”，通常指黑龙江过去农村那类游手好闲，尖嘴滑舌，但却活得很滋润的家伙，并模仿快板书说唱一段：“打竹板那个板朝上，全国实行搞对象，瞎子瘸子干着急，小分头那个有希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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