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被所谓官方认可，你来协助老徐做这件事情时，首先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非常认同，是否意识到大展将对中国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朱：我是完全认同大展的意义。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地下诗人，自己宁愿选择去刻蜡板油印，对官方天然就有一种抵触，老徐在《深圳青年报》创造这样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让大家非常兴奋。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仅是给这些地下诗人找了一个发表的出口，更是为人们追求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主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台，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现代诗，而是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所以我是完全认可，并且全力投身推进这个事情的。
苏：在大展前后，记得你经常是从牡丹江跑到深圳，在北京我的单身宿舍多次做过你的中转站。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闷死，能自由呼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朱：其实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现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在营造开放的氛围，那时的我完全被现代诗运动点燃了激情，不管不顾，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完全不考虑所谓个人代价的问题。
苏：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好像一共有70多个流派，我就是被你忽悠进去的，临时拼凑了“男性独白”诗派。我想说的是，你在联系参加大展的诗人时，是不是事先拟有倾向性的名单，依据什么诗人的。
朱：当时的原则是很模糊的，唯一的原则是选择地下诗人。我记得那个阶段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诗人寄来的民间诗刊，实际上这个网络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每天都能收一书兜子，不仅有四川、北京、上海的民刊，很多小地方也寄来油印的民间诗刊，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一样都属于被压制，没有发表园地又充满对现代诗的激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跟他们联系互动的。当时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诗歌方面，其实整个社会最需要表达自由和思想的阵地，那时思想类的报刊主要有《******》、《深圳青年报》、《青年论坛》等；
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
苏：你在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是不只是诗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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