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大连我结婚生子，真正体会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爱，体会到亲情，所以跟1989年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区别，那时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的极端的灰色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温暖，开始有了平静。
苏：在1990年代，我们离开诗歌圈的时间差不多，我是1991年出国留学，1997年底回国的，这七、八年我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但一直坚持在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没有找到其他表达内心的方式。据我所知，孟浪曾到到大连去过，能不能说你实际上还是和诗人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呢？
朱：孟浪是1992年过来的。当时我就职的那家公司后来被定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我就自己出来开了个广告公司，而且用的名字，叫一行广告。其实你说的是对的，还是跟现代诗有情结，严力在美国办了《一行》诗刊，我做过东北区的总代理，后来成立公司就干脆叫了一行。当时孟浪生存没有着落，一个基于孟浪的文笔，第二个想让他有个着落，所以孟浪就出任我们公司的文字总监和创意总监。
苏：你和孟浪凑到一起，我就更不太相信你会和诗歌清算得那么干净了。
朱：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做了些所谓的行为艺术活动，在全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成立广告公司之后，当时搞了两个行为活动，第一个是和顾城之死有关的“诗人之死”。我们买了这个很大的一块黑布，然后在上面绣了四个红色大字，诗人之死，把它铺在人民广场，把所有有关顾城的报纸和诗都缝在在黑布上。
苏：很大的黑布究竟有多大呢？
朱：按平方米算大概有四、五百吧。我们把这块黑布挂在当时在大连中山广场很有名的宾馆，叫大连宾馆，我们在楼顶上面买了个广告位，凌晨两三点钟，带着一帮民工上去，把这个黑布挂在上面。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看，媒体包括海外的媒体都在跟着采访，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第二个做了个事儿影响更大，孟浪和我的一个创意做了一个纪念伟.人诞辰100周年的“包装中山广场”，后来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公共艺术活动。我们用了101个氢气球，据说除了1949年开国大典之外，这是第二次用这么多的氢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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