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商业地产的各大协会的领导老友们喝完晚茶，回房间准备休息前看微信朋友圈才知道她也在上海。而且巧的是我们俩明天叁加的活动都在世博会瑞典馆。我是下午，她是晚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于是惊喜地相约我下午论坛结束后在晚上的主题派对上见。
第二天的约会我还同时邀了一位忘年交小同乡韩博，当年他在花河市一中念高二，是一位铁杆的现代诗爱好者，相貌英俊，与年轻的周恩来有一拚。我当时在《花河日报》做文化版的编辑。收到他的诗歌投稿，惊奇地发现他的诗写得已经相当前卫，是个好苗子。于是时常约他午夜前后到办公室长谈诗与哲学，并推荐给他大量的先锋诗民刊，把他彻底引上了“歧途”。
1990年我投笔从商，背井离乡一年后，他如愿考上了复旦大学，后成为校园诗社社长，这时已经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新锐诗人、戏剧导演和策展人，经常出没于海内外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2014年，《诗探索》要为我出一期特辑，我同时邀请徐敬亚，孟浪，宋词、包临轩和他五位老中青诗友为我站台写评，他在《卡夫卡·朱前传》的文章中回忆了他和我相识相交的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国东北一隅，一座叫做花河的小城，有一位在报社上班的诗人，在分行的文字作品中表达出这样的态度一一高中生几乎武断地认定，这就是一位本地版本的卡夫卡。卡夫卡·朱戴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就像民国时期的革命者那样，长发及腰，也如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实际上，也许他本人更愿意将这种波西米亚风格与嬉皮风潮联系起来。他总是在傍晚时分前往报社，爬上顶楼，在卡夫卡·朱的办公室里，听后者谈论诗歌、哲学、八卦以及一切信手拈来的东西。在卡夫卡·朱这里，他的更多收获是文化观点，以及一种激进的社会态度。卡夫卡·朱时时谈论现实的荒诞，乃至抽象层面的存在的荒诞，然而，他无法跳脱这种荒诞。1989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那座小城，与此前的自己分道扬镳，投身商海……
此后二十余年间，当年的高中生与卡夫卡·朱很少见面，甚至不超过五次。1989年将八十年代的诗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文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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