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官府方面，道理是一样的。由于元老院实际控制了广东的大部分盐场，官盐的供给还要仰赖于元老院。只要元老院切断盐的供给，官府也得屈服――既然他们没有能力保卫盐场，就只能接受元老院的条件。
“要这样我们还不如直接把广东的官盐销售全部包下来――当包税人怎么样？”郭逸建议道，“这样所有的盐务就控制在我们手里了。我们自己就是官盐。”
“现在还不是时候，”司凯德摇头，“在广东我们还不够一手遮天。大明的食盐专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包税，要么就得承担这里利益集团的要得的所有好处，要么就是彻底把他们踢开。”
前者花销太大；后者在还缺少足够的控制力的情况下只会给自己招来过多的敌人――目前元老院对广东的基本政策还是以稳定为主。
司凯德已经物色了一个人物来为他们的新买卖充当代理人。此人就是最早和元老院做买卖的徐闻的盐商：刘纲。
刘纲在雷州长期经营私盐贩卖――他在当地的私盐贩子中只是一个中等户。一直和盐场村有来往，直到苟家强占了盐场村才断了这条渠道。自从盐场村归了澳洲人，他就和元老搭上关系，靠着销售质量优异的“临高盐”，刘纲发了大财，成了雷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大盐贩。
虽然他靠着元老院发了大财，但是他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元老院过去一直没有把他作为重点客户来进行培养，双方只是很简单的买卖关系。和许许多多到临高来贩卖商品的客商没什么两样。
之所以没有对刘纲进行“培养”，倒也不是殖民贸易部的刻意疏远，主要是考虑到私盐贩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私盐贩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黑白交织，含混不清的灰色社会现象。官府、盐商、私盐贩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远不是研究专著和论文能够理得明白的。殖民和贸易部了避免重新整合的麻烦，采取了只供货，不管渠道的营销思路。
但是这一模式下，利润显然难以得到提高。刘纲的自身实力不够，在复杂的私盐贩卖网络下无法拓展出足够广阔的空间。
而司凯德也正要从盐业上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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