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都是个宗教味儿十足的国家——而且还是那种不太正经的宗教，让中世纪的教士知道了，都得大呼“异端”、“迷信”那种……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在一神教体系里，科学只是个解释世界的工具，和宗教未必有那么矛盾，甚至会出现把科学本身作为宗教信条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当地人真的找不出能取代教会的东西。他们的官府，和古代没有什么区别，遇到重要的民生问题依然屁用没有，连救灾都得指望教会顶上。至于对大众普及教育的工作，更是惨不忍睹，同样需要依赖宗教教团的支持。
由此可见，郭康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本质上还是“文科”的胜利。极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屡次灾变都消除不了的文化传统，还是在推动着社会，榨干新技术的每一分潜力，用来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输出人才的数量。这些文化优势，才是科学技术能在这个地方得到最大效率利用的原因。
至于说时人自己怎么想，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和地中海世界，会有巨大的差别了。
而且，说难听点，即使是郭康那会儿的塞里斯，社会的宗教风味，同样是非常浓厚的。这个原因，可能得追溯到塞里斯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组织传统。
任何一个文明，都需要一套理论，说服大家服从。而对于塞里斯人来说，传统的授权方式，是通过“天”作为中介来进行的。一方面，经师们认为，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会给君主授予合法性；另一方面，早在春秋的时候，先贤们就提出，天是民众集体意识的反应，天通过民众对统治者进行观察，并且代为表现出民众的喜怒，君主需要通过保民、养民来获得天的支持。
君主得到天的授权，也就是“天命”之后，会把这些权力继续转授给臣属。由于塞里斯是个少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君主身兼大祭司和世俗首领身份的同时，各级官员其实也都拥有这两种身份。
这导致塞里斯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级主官，实际上要兼职地方主教和教区神父这类身份。相比于欧洲那些同行，他们的地位要“重”得多，民众对他们的要求也远比其他地方更加严肃。因为国王的税吏、代理人可以嘻嘻哈哈，但主教在主持仪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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