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改变习俗简单多了。所以，一般来说，是宗教给习俗让路，而不是反过来。教会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教义变化太少、太过死板；反而往往都是改的太多，灵活过头，导致异端频发了。”
“而改变习惯，才是最难的。让一个地方的习俗变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教化。我们教会的‘教’，本来也应该是这个含义。”他摇摇头：“可惜，无论是中原还是我们这边，能做到的人都太少了。谁要是能成功实现，那么无论在哪个文明里，都可以算个圣人，足以被后世一直铭记了。”
“一般来讲，民众日子过得越艰难，被欺压越严重的地方，教育水平就越低。百姓无从获取有用的知识，就只能依靠最简单的经验总结，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险，以求自保。这些习俗禁忌，就越牢固。”郭康想了想，说：“所以波西米亚那边，算是情况还好了。埃及的平民，反而要麻烦一些。”
“我一直觉得，埃及这边的教育水平，要比欧洲整体都高不少呢。”脱欢说。
“这倒是没错。但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教育水平这个概念，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人。没法和中原一样，简单地用学者们的文教水平，估计当地的教育风气。”郭康摇摇头：
“在中原，有劝学的传统。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之后，民间的教育基础，和高级文人的数量，一直有一定关联。文教兴盛的地方，从事学习的人，基数就比较大，考出来的文化人也会比较多。但在这边，绝大部分百姓的受教育情况，和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是没有关系的。想评估百姓的文化水平，可能还不如看基层的正规教堂数量，来的更准呢……”
“至于波西米亚那边，是出了意外情况。”
“他们那个国家，是卢森堡家族的主要根据地，所以，历代阿勒曼尼王，都会调动力量，进行建设。比如在欧洲，大学是给国王和贵族们提供顾问的重要组织，在教会里有很大的话语权。为此，之前的国王查理四世，就在布拉格建立了大学，来和巴黎分庭抗礼。”
“由于得到了整个阿勒曼尼地区的支持和投入，布拉格大学规模十分庞大。在查理末期的黄金时代，据说有十一万学生在这里就读。哪怕经过内乱，到1408年的时候，依然有两百名博士和硕士，三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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