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人。
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后来又有了孩子，从此安居下来。他们因此对任延十分感激，为他建造生祠，很多人还用他的名字给小孩起名。郡里遇到事情，土人就跑来助战，还主动帮忙守卫边关，因此连戍边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
很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个例，大部分地区，官府对这些情况依然无能为力。朝廷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汉宣帝的时候，谏大夫王吉就上书劝谏过，认为“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可见这种风气已经影响了国家人口，必须加以干涉。
汉宣帝本人也下达了命令，规定低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婚姻开支不得超过上限。但皇帝的干涉，也没法改变社会风气，最终依然没能产生足够的效果。
整个两汉时期，也和罗马一样，没有找到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后世，这些情况也总会反复出现。这根本不是朝廷几道命令，或者大儒们苦口婆心教育，就能解决的。
神父们给郭康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些。他们和郭康比较熟悉，觉得他看问题的视角独特，而且经常有好办法，因此总是像期待圣贤指点一样，希望他能直接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郭康毕竟不是真的圣贤。像蒸汽天兄这种工程，无非是因为，未来的人们早已有了成功的经验，因此他能直接确定正确的方向，带领大家去努力实现目标。但是，像这些问题，未来的经验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哪怕几百年后，情况也没见有什么本质变化。
郭康根本没信心去宣称，自己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成功解决问题了。甚至，连当时社会正在尝试的这条道路，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方向，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迹象，他都不敢断言。自己都不能说服的状态下，让他怎么去说服和带领其他人啊。
当然，从长远看，整个文明其实也有周期性的自我调节。
人口减少和汉晋时期的朝政混乱是同步发生的，这二者都会导致外族进入。外族的进入会进一步引发社会混乱，而社会一旦动荡起来，这些奢侈的嫁娶活动，连同逐利的女子，也就消失了——毕竟那会儿，总不能去找石虎要彩礼吧。而等到秩序再次恢复，社会也就回到了一个周期之前，大家还没有骄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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