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方历史”本身。那个时代，主流学者们往往十分反对教会提出的“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西欧”这种“法统”，认为“古希腊”和教会，都是哲学发展和人类启蒙的绊脚石。很多人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甚至否认原本的古代历史，认为必须把它们推翻。
牛顿就写了本《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认为波斯之前的历史都不可信。希腊人的年表明显都是夸大其词，充满了“诗意的虚构”，关于希腊和埃及的那些记述，明显都是瞎编的。
可惜，牛顿在这方面不太专业，经常用神话否定神话，用圣经故事否定希腊年表。所以这本书影响也有限。当然，也不止他说，哪怕除了伏尔泰那种“欧洲古代史都是抄中国的”极端观点，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连牛顿的老仇人胡克，都认为古典历史是大量虚构除出来的，以此来反对教会的约束。
之后，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洲人。
在后世，面对众多成果，已经很少有人质疑欧洲的字母文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对于历史的质疑，却依然没停止。到20世纪，斯宾格勒依然还在质疑，所谓“西方”的源头不可能在希腊，因为它就是个“非文字文化体”。欧洲现代成就的基础不可能从这里而来，只可能是其他地方。进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到最后，这一个质问，甚至比前两点的生命力还顽强。
所以，郭康也根本不怕其他人怀疑。这一套理论接受了众多欧洲学者，在几百年间的不断质问和反思，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泰斗级人物。它已经被锤炼得十分完善，只是因为处境尴尬，才不太出名。但拿来对付现在的质疑者，肯定是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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