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州的相国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北齐年间，据说这寺址乃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信陵君的宅邸。
寺庙最初名为建国寺，初唐时毁于战火，后来又经重建。唐睿宗李旦以相王而继大统，于是便诏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并出内帑加以扩建，使得这座寺庙成为整个河南地区都首屈一指的名刹。
相国寺有这样的渊源，使得这寺庙也成为左近善男信女和世道名流往来聚会的场所，寺庙中有一座禅院用以存放和树立各种各样的刻碑，既有信众礼佛供奉的经碑，也有记录各种仁人善事的功德碑。
一些过往在汴州境内担任官职的官员，有的政绩出众，也被民众自发的刻碑于此以作瞻仰纪念。
源复最初来到汴州的时候，也曾应邀前来游览相国寺的碑林，当时还不乏畅想自己在任其结束之后会获得州人怎样的评价，能不能有幸也留碑此中。
此番再来相国寺，他却再没有了这样的心情，而是满怀焦虑的喝令州卒和寺中的僧侣们将一座功德碑树立起来。这功德碑正是寺中所造，为惠妃纪事之碑。
“功德碑树起之后，还有什么样的诵经法事、时流聚会，全都尽快操持起来，不必省俭！尔等僧徒专心用功，事毕后凡所耗用皆由州府付账！”
源复亲自监督着竖碑事宜，同时还一脸严肃的叮嘱此间的僧长们。
之前与张岱交涉无果，他心中便暗生不妙之感。而那小子果然做事不留情面，直接向朝廷进行控诉，甚至还向惠妃告状，而朝廷也很快便作出反应，派遣两路使者奔赴汴州加以调查。
源复自知眼下州事诸多不协，如果细致纠察一定会查出一些问题出来。
如果仅仅只是他对州事的处理不当，那么事情还可以在外朝进行辩论分讲，毕竟每个人对人对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他虽然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但在某一些方面却也可圈可点。
就算是论定有罪，他父亲也可以在外朝进行一些人事上的修补调度，可以让大事化小，最终落在他身上的问责也能尽量做到从轻发落。
更何况源复也并不认为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妥，或许在力度和步骤方面稍可商榷，但在面对如今这种情况，换了其他人在他的位置上怕也不能做得多好。
甚至是以精干著称的宇文融，也要仰仗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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